白长虹：管理研究需要工匠精神

技术创新可以分成不同的类型。其中，秉持工匠精神，对工作成果严格要求、以持续改进实现精益求精的技术创新，在技术发展中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无论是瓦特和后来者对蒸汽机的一系列革新，或是基尔比、诺伊斯和其他工程师对集成电路工艺的不断改造，都表现出这种鲜明的特征。对于把工作视为事业并为之献身的人来说，工匠精神首先是对工作一丝不苟的态度，这使得他们能够洞察到差距与机遇；工匠精神又是一种敢于否定自我、超越自我的信念，他们会为工作设定更高的目标，克服重重困难，顽强拼搏以达到更高的高度。

戴瓦•索贝尔在《经度》一书中，生动地讲述了英国工匠约翰•哈里森发明航海时钟的故事。从大航海时代至18世纪初，航海家可以借助天文观测确定船只的纬度，但无法准确测量出船只的经度，这一问题甚至导致过一些伤亡惨重的海难。1714年，英国重金悬赏征求测量经度的方法，凡测量误差小于0.5度的方法可获一等奖。若根据时间测量经度，按40天一个航程计算，这相当于要求时钟在一个航程内的累积误差小于2分钟，即每天误差小于3秒。到1735年，英国一位默默无闻的技工约翰•哈里森，提交了他的第1号航海时钟。在初次的海上测试中，时钟的精确度就达到这一水平。这时哈里森完全可以要求对时钟进行远洋航行测试，完成申请奖金的程序。但他自己对时钟的表现还不满意，申请用两年制作一台新的时钟再进行远洋测试。在第2号航海时钟里，哈里森加入了确保均匀驱动的机械装置和更灵敏的温度校正器，这每一个发明在提高精确度上都是“一个小小的革命”。英国皇家学会认定这台时钟十分准确，“可以在国会设定的最小误差范围内确定船只所在经度，误差还可能更小。”但哈里森仍然不满意，坚持进一步改进时钟，在79岁高龄时制作并调试好第5号时钟，每天误差不到三分之一秒。凭着细心和执着，使时钟精确度达到一个时代的高度。钟表工匠哈理森严格地对待每一项工作、时钟上的每个元件，声称如果没有这样一个从头至尾制造经历，将不会“发现或知道一个东西是那么重要或一个发现是如此有用”。

若把制作时钟与管理研究做一对比，两者竟有几分相似。钟表是用来计时的一个系统，由各种元件组成，这些元件被组装成组件，每个组件执行一定的功能，各个组件再组成整个系统。管理理论也是用来解决问题的系统，是由概念组成，概念连接而成各种命题，这些命题组成了管理学的理论体系。时钟要靠更精准的计时方式来校正，管理理论要靠实践来校正。基于这种相似性，用工匠精神来审视一下当代管理研究，又会看到什么问题呢？

在管理理论中，人们最容易发现的一个问题是一些常用概念具有多义性。例如“战略”就是一个典型的多义词。100多年以前，当马歇尔、熊彼特这些经济学家在他们的著作中使用战略一词时，没有给出专门的定义，熊彼特注意到了企业家与军事领袖的相似之处，所以用这一概念描述企业家做决策的“战略”地位。后来，巴纳德和德鲁克在管理著作中开始使用这一概念，也没有进行严格定义，而且赋予它的含义略有不同。自1960年代，战略管理逐步成为管理学的一个领域，随后开始了快速发展的过程，“战略”负载的含义不断加重。据一些学者考察，从1962年到2008年，出现在学术文献中的“战略”定义，竟有90多种。

有些学者认为这种多义性妨碍了学科的发展，也有学者认为一些概念本来就是多义的，因此不需要统一的定义。明茨伯格就明确地表示“揭示战略的多重含义会使人们更好地掌握这个困难的领域”，他提出了战略的五种定义，认为或许这样有助于学习者从不同角度来理解和运用战略，更清楚地认识到哪种含义更适于某种特定的情境。但不可否认的是，概念多义性有时会引起认识上的混乱。譬如一些企业界人士，或是出于对成文计划的厌恶，或是认为未来不可预测，或是出于个人的极度自信，都表达过“战略无用论”的观点。假设一个学者同这种人士交流思想时，该用哪种定义的战略呢？又如讨论“组织与战略的关系”，又该用战略的哪些含义，才能形成对管理实践有启发性的学界共识呢？

管理理论的运用必须具备一定的精确性。这种精确并非数字意义上的精确，而是指人们对主要的概念、概念联接而成的命题以及论证方式有着深入的、大范围的共识。管理理论要与实践更好地结合，要在实践中发挥更大的作用，一定要具备这种精确性。一位社会学家曾经说过，“一门学问之所以有效，并不只是由于它的方法，更是由于它所发展出来的概念。如果一门学问的概念不精确而暧昧，各种混淆与误解都会产生，它所获得的结果，也会缺乏其运用所必须具备的精确性”。为了避免概念的过度多义性，学者们在研究和成果发表过程中应该严谨地使用概念，如无必要，不要随意定义或增加概念的含义，更不能把一些概念当成标签随便乱贴。特别是一些流行概念像“颠覆性创新”“数字化”“生态圈”等，当它们的使用范围在被无节制的扩大之时，它们的含义实际上就发生了变化，由特指某一类运动机制演变成描述一些平凡事件的名词。这种概念“庸俗化”的结果，或许扩大了概念的使用范围，却损害了理论的精确性和解释力。由此可见，厘清管理世界的重要概念，使其含义更为清晰、准确，不仅是一项纯学术的工作，也是管理研究实践转向中的一项重要任务。通过反复讨论和修正，对一些重要概念进行严谨、精确的表述，使之成为大家进行交流的基础，恐怕正是今日学者们应该向那些杰出的工匠们学习的地方。

在一些问题的研究成果中，存在着相互矛盾的研究结论。对于这种矛盾现象，有人解释是由于学者们研究视角不同，或是时间背景不同。但无论如何，对于这种损害管理学理论有效性的现象应该进行深究，以管理实践为参照系，分析这种矛盾现象的深层原因，包括使用概念不同的操作型定义可能导致的偏差，或许是在不同管理情境下进行观察时可能忽略的因素。如果不能本着严谨的科学态度去对待反常现象，管理学科就很难取得实质性的进步。

工匠精神的核心是永不自满，敢于自我否定，实现自我超越。管理实践往往是平凡的管理活动，能够与管理实践相融合的理论也一定朴实无华，而不是借助夸大宣传、营造“管理时尚”的理论。马克斯·韦伯在《以学术为志业》的演讲中曾经说到，“学术工作在一种十分特殊的意思之下，投身于这种意义：在学术工作上，每一次‘完满’，意思就是新‘问题’的提出；学术工作要求被‘超越’，要求过时。任何有志献身学术工作的人，都必须接受这项事实。”在当今“学术创新”氛围日益浓烈之时，或许能够批判性地对待自己的研究成果，不追求一时之名誉，不贪恋创立学说的光环，这才是学者应该保持的本色。

作者介绍

白长虹（1965-），南开大学商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南开大学学术委员会委员、《南开管理评论》主编、国务院第八届学科评议组成员（工商管理）、全国旅游管理硕士专业学位（MTA）教育指导委员会秘书长等。主要研究领域有旅游营销、品牌管理与服务营销、数字化教育等，近年来论文发表在《Total Quality Management》、卓越服务国际研讨会（QUIS）等英文期刊，以及《管理世界》、《南开管理评论》、《管理学报》、《外国经济与管理》等中文期刊上。曾任中华全国学联副主席，丽江市政府市长助理（挂职），南开大学旅游与服务学院院长，远程与继续教育学院院长，国企总经理、外企首席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