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保障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的探索历程与经验启示

产业链供应链安全源自工业化的本质要求，对于经济安全、国家安全具有重要战略意义。根据时代需求和内外部环境变化，新中国在不同历史时期优化和稳定产业链供应链的路径也就有了各自鲜明的特征，并实现了“从零到一”，再到更高水平安全的数次飞跃。中国之所以能够在从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到基本实现工业化、从半封闭到全面对外开放的过程中不断提升产业链供应链安全水平，就在于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通过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和国有经济主导作用确保国家意志在经济建设中得到充分贯彻，并依托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积极主动对外开放为我国产业链供应链安全水平的提升赋予动力，并使之具备世界意义。

原文引用：李天健, 赵学军. 新中国保障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的探索[J]. 管理世界, 2022,38(09):31-40。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中国现代经济史研究中心

一、引言

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中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加强对经济工作的战略谋划和统一领导，完善党领导经济工作体制机制”，其中就包括“保障粮食安全、能源资源安全、产业链供应链安全”。回溯新中国成立之初所奠定的大国基础结构，决定了中国能够以现代主权国家的政治框架发动工业化，并在经济发展中保持独立自主（路风，2022），产业链供应链安全正是保证这个大国基础结构稳定的重要支撑。至今日，世界正在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保障产业链供应链安全既是国家长远发展的战略要求，也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微观基础，更是支撑高质量发展的必要条件，尤其是新冠肺炎疫情的全球大流行和日益复杂的国际形势，更凸显了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对于经济安全，乃至国家安全的极端重要性。对此，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产业链、供应链在关键时刻不能掉链子，这是大国经济必须具备的重要特征”。安全是发展的前提，发展是安全的保障，而“产业链供应链安全”则是发展和安全之间的桥梁，一手连着发展，体现工业化和科技的最新成就，一手连着安全，确保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

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式现代化肇始于工业化（刘守英，2021），实现了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华民族对于工业现代化的追求。如果从工业化角度看，只有国民经济的主要部门，特别是在所有物质生产部门都能够被本国制造的以机械动力为代表的物质技术装备起来的条件下，才能被称为工业化（裴长洪，2022）。这表明产业链供应链安全源自工业化的本质要求。纵观新中国70余年的发展历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业化建设取得了辉煌成就，建立了世界上最完整的现代工业体系，仅用几十年时间就走完了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工业化历程。截至2021年底，我国制造业总量连续12年位列全球首位，已经拥有制造业的31个大类、207个中类和666个小类，这在全世界也是独一无二的。完整的现代化工业体系不仅确保了我国经济运行的巨大韧性，甚至在外界不可控因素冲击下仍能够有效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可以说，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业化建设中隐含着保障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的线索，两者在目标和过程上高度统一。

截至目前，学界不乏关于产业链供应链的优秀研究，但对于新中国保障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的探索历程却没有进行充分讨论，也没有对我国为何能够在开放环境下的经济高速增长中不断提升产业链供应链安全水平，提供一个严肃、科学的解释，而这些正是本文希望做的。此外，回顾新中国70余年保障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的历程，可以让我们从硬币的另一面再次审视新中国工业化的全貌，从而更加全面地把握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工业化建设的伟大成就和宝贵经验，更深刻地理解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

二、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的内涵和维度

相比于工业化，产业链供应链有着不同内涵和表现，但深入梳理相关文献，不难发现学术界尚未就产业链供应链的内涵达成共识，对其概念边界、逻辑起点的认识仍然较为模糊，甚至对产业链分析视角究竟属于宏观层面（宋华、杨雨冬，2022）还是中观层面（吴金明、邵昶，2006）尚有争论，产业链供应链安全内涵的准确界定更是无从谈起。

（一）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的内涵

要科学界定产业链供应链安全，首先需要准确把握产业链供应链的相关概念及其内容边界。产业链是一个经济学概念，国内学界最早提出“产业链”一词可以追溯到20世纪80年代，随后在21世纪的前10年出现了一波研究产业链的高潮。而对于供应链的研究，同样肇始于20世纪80年代，且管理学中对于供应链已经有了比较明确的定义（门策等，2001），但如果将产业链供应链放在一起，此时对于产业链认识上的分歧也就影响了对于供应链的认识（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课题组，2021）。截至目前，学界在言及产业链和供应链的定义时，较多出现“上下游”、“分工”、“关联”、“协同”、“网络”以及“生产关系”等词汇（宋华、卢强，2017；霍佳震等，2007；郁义鸿，2005；龚勤林，2004；比蒙，1998；兰伯特等，1998），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出了产业链供应链的本质特征。具体而言，产业链供应链涵盖了全产业体系下从原材料供给到最终产品消费全流程中的各类价值创造活动及相关主体，是一种基于产业供需网络的生态系统（宋华、杨雨冬，2022），并且在产业链供应链系统中实现了价值创造、流程协同、时空布局的高度统一。可以看出，产业链供应链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基于产业间或产业内分工所形成的协作网络，而是强调以价值创造为中心，基于产业分工形成的连贯生产、流通、配送、消费等环节的价值网络体系（黄群慧、倪红福，2020；黄群慧，2020），这就将产业链供应链与价值链天然融合在了一起。

如果我们对产业链供应链这一网络系统进行分解，可以发现，其由主体和结构两类要素构成（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课题组，2021）。其中，主体要素指产业链供应链中的“节点”，不仅局限于存在直接交易逻辑关系的供需两端，也包含全流程中提供服务支持的其他利益相关方，既可以是作为市场主体的企业，又可以指一个国家或地区；结构要素则是产业链供应链中各主体之间的关系，既包括上下游产业间基于投入产出关系形成的纵向合作关联（郁义鸿，2005），产业环节或产业体系间具有互补关系的横向交互关联（高伟凯等，2010），又包括反映现实中产业链供应链参与主体空间属性的空间布局关联。由此，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的内涵也就应该是既实现“主体”的安全，又实现“结构”的安全。

那么，应该如何理解产业链供应链安全中的“安全”二字呢？跃出经济视域而放眼新中国发展的历史全局，我们不能孤立地去看待此处的“安全”，而应将“统筹发展和安全”作为整体去理解，即“安全”与“发展”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高度统一，“发展”是实现更高水平“安全”的保障，“安全”也是更进一步“发展”的前提。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言及国家中长期经济社会发展战略若干重大问题时所指出的，要“优化和稳定产业链、供应链”，其中的“优化”和“稳定”正是对产业链供应链安全中的“安全”的最准确概括。具体而言，“优化”体现在通过技术进步，提升关键产品产量，不断延链、补链，以此保持产业链供应链生态系统的竞争力，而“稳定”则是强调对于产业链供应链的控制力和影响力，以此确保产业链供应链的循环畅通，尤其是在极端情况下依然能够维持整个经济系统正常运转。因此，“安全”不仅是一种状态，还是一个经济发展动态升级的过程。

（二）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的维度

从对产业链供应链安全内涵的科学界定出发，我们可以进一步剖析其所包含的维度，以此作为基本逻辑线索对新中国保障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的探索历程进行回顾、梳理。从历史的纵向来看，我们在解构产业链供应链安全时，需动态把握不同历史阶段的“特殊性”，不仅使得“安全”的维度可以对应于我国所面临的内外部环境和现实需求，也期望由此上升到更为一般的规律；而从横向来看，保障产业链供应链安全始终是新中国国家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意义早已超出了经济范畴，与国防安全、国家安全密切相关。相应的，在近几年的中央政策文件中，与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相关的表述也经历了从“保产业链供应链稳定”，到“提高产业链供应链稳定性和竞争力”，再到“增强产业链供应链自主可控能力”的不断递进。

主体要素的“安全”表现在技术水平、生产能力以及资源利用之中，应包含如下维度：（1）核心技术自主可控。各国发展经验已经表明，核心技术持续进步是长期经济增长的关键，依靠创新驱动的内涵型经济增长更是成为了当前大国经济的“标配”，如何降低技术对外依存度、化解关键环节“卡脖子”风险不仅是我国建设制造业强国必须啃下的“硬骨头”，也是增强产业链供应链自主可控能力的基础。（2）基础产品自给自足。基础产品产量、质量既是一个国家或地区制造业实力的体现，也影响下游产业运转、乃至整个国民经济循环。如果事关国民经济全局的基础产品无法做到自给自足，产业链供应链势必也将受制于人。（3）资源可持续利用。一方面，国家对于经济发展所需的多种矿石、能源等自然资源的掌控能力得到加强，将大大降低经济系统运转出现中断的风险；另一方面，新时代的产业链供应链安全必须具备绿色发展内涵，实现连贯多种价值创造活动的全流程绿色化，从而提升经济系统的可持续循环。

结构要素的“安全”则要体现出纵向、横向以及空间关联的“优化”和“稳定”，应包含如下维度：（1）不断延伸、补充产业链条。根据发展需求不断延链、补链，就必然要求在产业薄弱环节有所突破，并对产业基础进行加强和提升，这不仅是产业链供应链补短板的过程，更是在“优化”中保障“安全”的集中体现。（2）深度融入全球价值链。凭借比较优势深度参与全球产业分工能够增加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体系对于本国或地区的依赖性，如果在此基础上通过自身产业升级嵌入全球价值链更高位置，将有助于实现更高水平的产业链供应链安全。（3）完善产业空间布局。具有经济学意义的产业空间布局不仅是不同主体间追求更高协作效率的结果，也与供应链的稳定运行息息相关，同时调整产业空间布局也不失为一种对外界潜在风险的直接、有效的回应。

三、保障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的探索历程及成就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经过70余年的艰苦奋斗和砥砺前行，2020年我国已经基本实现工业化（黄群慧，2021a），产业链供应链安全水平有了质的飞跃。根据时代需求和内外环境的转变，新中国对保障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的探索可以划分为3个阶段，不同时期在路径上具有各自鲜明的特征，但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历史成就。

（一）1949~1978年在重工业优先和向内陆布局中构建独立自主的完整工业体系

“一五”计划时期以苏联等国援建的156项工程为核心、以921个限额以上大中型项目为重点的工业建设，开启了新中国对于保障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的探索。156项工程不仅是新中国工业的奠基石，使我国有了行业比较齐全的现代工业门类（董志凯、吴江，2004），也是人类发展史上一次空前规模的跨国技术转移，使我国工业技术水平迅速提升至工业发达国家在20世纪40年代的平均水平（陈夕，1999）。如果以产业链供应链安全视角重新看“一五”计划时期的工业建设，可以发现：在产业链供应链的“优化”方面，“一五”计划时期的工业建设重点偏向重工业和国防工业，形成了上中下游分工明确的纵向和横向关联，并产生了重型机械、汽车、飞机、兵器、精密仪器等几条以前没有的产业链（王延中，2004），而对于先进技术的态度也不仅是停留在“引进”，而是要求必须“消化吸收”，同时派遣大量青年技术人员赴苏联高校、科研院所和设计机构等部门接受培养锻炼（张柏春等，2004）；在产业链供应链“稳定”方面，项目布局和投资额向内陆地区倾斜，且符合产业链供应链中的空间关联，即充分考虑产业内上下游分工和产业间互动协作对空间距离的要求从而进行集群式布局，如在钢铁、机械等项目周边配套电力、煤炭等能源项目，形成了若干重要的工业基地（赵学军，2021），同时国有经济规模和实力得到迅速壮大，其中不乏大庆油田、鞍钢、一汽等“国之栋梁”，这与当时的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特殊国情下实施的追赶和跨越式发展战略具有天然的耦合性（李政，2020）。

通过“一五”、“二五”计划时期的一系列工业和基础设施建设，新中国产业链供应链安全有了极大提升，但是进入20世纪60年代，我国发展的外部环境再次急剧恶化。基于此，毛泽东同志在1964年听取“三五”计划汇报时就指出“新的工业大部分应当摆在内地，使工业布局逐步平衡，并且利于备战，这是毫无疑义的”。由此便开始了轰轰烈烈的三线建设，形式上是把已有工业搬迁至三线地区或在三线地区建设新工业，事实上可以看作将事关国家安全的重工业、国防工业在空间上重新布局，增加中西部三线地区的工业比重，以此保证国家基本经济运行不至于因为出现战争而“休克”。向三线地区布局生产力，是一种审时度势的选择，不能简单地以经济账来衡量，邓小平同志就认为“一二三线建设，是战略问题”。

总体上看，这一时期为了回应外部风险和国内需求，以重工业、国防工业优先发展为方向，以生产力空间布局调整为路径，以苏联等国的技术转移和设备采购为起点，这不仅逐步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利于战备的工业空间布局，也将新中国产业链供应链安全向前推进了一大步。这一时期国民经济建设所需设备的自给率大大提升（陈夕，1999），钢材、发动机、机床、汽车、发电机组等关键工业产品实现了自主生产，诞生了一批具有深远历史影响的国有企业，不仅为改革开放后快速的工业化进程积累了经验，也打下了较好的物质和人才基础（黄群慧，2021b）。此外，20世纪70年代还掀起了以“四三方案”为代表的、继156项工程后新中国历史上对外引进技术设备的第二次高潮，而且是我国首次以资本主义国家为主要对象进行的大规模经济交流活动，对确立新的对外经济战略具有开创性意义，也对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国对外开放指导思想和基本政策的形成起到了重要的借鉴作用（陈东林，1996）。

（二）1979~2011年在改革开放中深度融入全球竞争和分工体系

通过上一阶段优先发展重工业和调整生产力空间布局，我国产业链供应链安全实现了“从零到一”的飞跃，但也只能够保证在战争等极端情况下维持国民经济的低水平运转。如何进一步解放生产力、持续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实现高水平经济发展与保障国家安全之间的动态平衡，就成为了新的时代命题。中美建交后经济发展的外部环境得到明显改善，通过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继续推进社会主义工业化、实现经济腾飞，成为了此时的必然选择。

自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开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逐步建立并走向完善，私营经济的快速兴起，为产业链条协同运转注入了市场化力量。实行对外开放在1984年也成为基本国策，为我国融入全球分工创造了制度前提。随着各种体制障碍被逐渐拆除，农村剩余劳动力开始大规模转移，完成了一次经济史上罕见的资源重新配置，也成为这一时期生产率提高的重要源泉（蔡昉，2022），为承接发达国家产业转移提供了要素支撑。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对外贸易与前30年相比存在根本不同，彼时基于高层决策者对重大冲突的担忧，立足建设独立自主的国内经济体系，是一种进口替代型贸易，而改革开放后立足于全球化机遇，利用两种资源、两个市场促进国内发展，在内需与外需、进口替代与出口导向之间寻求动态平衡（江小涓，2019）。可以说，改革开放是近40余年我国经济发展的最根本特征，这也造就了保障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的路径转变。正是在持续完善国内经济体制的同时，通过深度融入全球竞争和分工体系，我国工业化实现了前所未有的高速发展，产业链供应链得以实现更高水平的安全稳定，在成功应对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和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两次外部冲击中展现出了强大韧性（黄群慧，2021b）。

这一阶段通过改革开放深度融入全球竞争和分工体系，对于保障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的积极意义是显而易见的。就产业链供应链的“优化”而言，一方面，这一时期通过引进先进设备和优质外资，补齐了轻工业发展的短板，尤其是家电等耐用消费品供给快速增长，不仅满足了改革开放后人民群众对家电等生活用品的排浪式增长需求（史丹、李鹏，2019），也进一步延伸和补充了国内产业链条，为参加国际竞争和分工创造了有利的产业基础；另一方面，出口学习效应和“干中学”不仅提高了国内企业全要素生产率，自主创新的动力和能力也随之提升，有力推进了国内产业升级（黄群慧，2021b）。至2011年，主要行业大中型工业企业数字化工具普及率超过60%，重点行业的关键工序数控化率也超过50%，而有研发活动的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占比也达到11.5%，研发人员全时当量提升至193.9万人年，有效发明专利达到201089件，填补了部分关键领域核心环节的技术空白。而对于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一是以保障能源供给和交通物流运行为切入口，不仅国内能源供应显著增长，发电量和原油产量分别上升至全球第一和第四位，同时也充分利用国际市场满足自身需求；二是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和中部崛起等重大区域战略开始实施并持续推进，工业布局更加合理，充分体现不同地区比较优势的产业链供应链区域分工体系基本形成，而各地在招商引资中也通过建设多种形式的产业园区，来推动上下游关联企业形成产业集群；三是随着交通基础设施逐步完善，全国物流基础设施网络也基本形成，物流业与制造业联动发展，珠三角、长三角、京津冀等区域物流协同和国际化水平进一步提高（王文举、何明珂，2017）；四是经过“放权让利”、“抓大放小”、混合所有制等一系列改革，国有企业质量和盈利能力明显提高（张文魁，2021），如中国石油、中国石化、中国一汽以及中国中车等一批国企已经成为了事实上保障相关产业链稳定发展的“链长”。

如果我们从全球化角度看，这一时期的产业链供应链安全还体现在“世界经济越来越离不开中国”。随着国内市场规模壮大，既为产业分工深化和拓展提供了广阔空间，也不断强化对全球要素的吸引集聚能力。在经历改革开放初期的“以市场换技术”后，具有强大创新能力的跨国公司纷纷与国内各地建立技术转移、项目对接、人才交流等合作关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课题组，2020），对中国市场的占有率已成为其成长预期的重要参考。与此同时，尤其是加入WTO后，依托比较完整的产业体系和产业链条优势，我国出口增速明显快于世界平均水平，自2009年后出口额保持世界第一，2011年更是高达20986.7亿美元，为其他国家长期保持低物价水平、提高国民福利提供了有力支撑。通过积极参与全球竞争和分工体系，提高其他国家对于我国经济的依赖度，“中国市场”和“中国制造”此时之于全球经济增长的重要性已经不言而喻。

“十一五”时期后，党中央开始在政策层面探索如何推进产业链现代化。国家“十一五”规划中明确提出：“根据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总体趋势，大力发展集成电路、软件和新型元器件等核心产业，重点培育光电通信、无线通信、高性能计算及网络设备等信息产业群，建设软件、微电子、光电子等产业基地，推动形成光电子产业链。开发信息产业关键技术，增强创新能力和竞争力，延伸产业链”，并且“推进航天产业由试验应用型向业务服务型转变，发展通信、导航、遥感等卫星及其应用，形成空间、地面与终端产品制造、运营服务的航天产业链”。这不仅体现了经过改革开放后近三十年发展，我国产业链供应链转型升级的需求，也为下一阶段如何进一步保障产业链供应链安全埋下了伏笔。

（三）党的十八大以来在高质量发展中增强核心竞争力

经过三十余年的改革开放，我国已经形成了规模庞大、配套齐全的完备工业体系，2010年制造业占全球比重达到19.8%，首次成为世界第一制造业大国，但此时威胁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的因素依然存在。从内部看，制造业发展整体质量效益尚待提高，高端和高质量供给仍然不足，产业链供应链还存在诸多“断点”“堵点”，部分核心环节和关键技术受制于人，自主创新能力不强。从外部看，经济全球化转向低潮，国际贸易和跨境投资增速放缓，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在持续了近30年的扩张后出现收缩（王一鸣，2020）。尤其是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发达国家为应对“产业空洞化”等问题，意在通过实施“再工业化”战略和推动制造业回流，巩固其高端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顶端位置，同时对我国关键领域核心环节采取科技遏制打压政策。基于此，党中央审时度势，自国家“十二五”规划开始，逐渐将产业链供应链安全视作提升现代化水平的重要方面，这也为产业链供应链安全赋予了新时代的内涵。

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国经济由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经济发展动力由实现“数量追赶”转为填补“质量缺口”，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既是适应国际金融危机后综合国力竞争新形势的主动选择，也是对技术获得性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体系中重要性上升的回应。由此，产业链供应链的“优化”和“稳定”也相应由规模扩张转向结构升级、由要素驱动转为创新驱动，核心竞争力进一步增强，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显著提升。一是传统产业链逐渐向现代产业链升级，高技术产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占比持续提升。随着数字技术兴起，不仅出现了以信息技术为基础的新兴产业链布局，也有对传统产业的数字化、智能化改造升级。新能源汽车、动车组、智能手机等新动能产业链逐渐完善，产量均居世界首位。云计算、大数据、5G、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得到广泛应用，平台经济、移动支付和工业互联网等新业态、新模式快速发展，供应链现代化水平大幅提升。二是创新投入和产出快速增长，受理专利申请数量排名稳居全球第一。2020年全国共投入R&D经费24393.1亿元，而按R&D人员全时工作量计算的人均经费为46.6万元，衡量创新努力程度的R&D经费投入强度为2.40%，已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三是交通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水平显著提升，现代物流体系初步建立。随着进入“高铁时代”，我国已经拥有全球最大的高速铁路网、高速公路网、世界级港口群，综合交通网络总里程突破600万公里，为进一步优化产业链供应链运行效率奠定了重要基础。近10年来现代物流业发展质量的显著提升，也确保和增强了供应链韧性。

与此同时，虽然全球化趋势受阻，但凭借经济的“超大规模性”优势，我国在全球范围配置资源的能力大幅提升（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课题组，2020），对于推动国内产业链供应链“优化”和“稳定”同样具有重要意义。一是在我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10年后，2021年人均GDP继续增长至80976元（12551美元），早已超过世界人均GDP水平，与世界银行最新设定的高收入国家标准（12695美元）仅相差不到150美元，加之现有超过9亿的城镇人口，我国超大市场规模为世界其他国家创造了广阔的市场机会。外资为此纷纷选择将中国作为产业链供应链布局的关键一环，2021年我国实际使用外资达到1735亿美元，在疫情冲击下逆流而上，较2011年增长了近50%。二是通过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推进一大批关系到沿线国家经济发展、民生改善的合作项目，使共建“一带一路”成为当今世界深受欢迎的国际公共产品和国际合作平台。制造业“朋友圈”在规模和深度上得以进一步提升，2020年东盟取代欧盟成为我国最大贸易伙伴，并且随着2022年1月1日《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的正式生效，亚洲在中国引领下作为一个整体已经成为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三是培育出了更多具有国际影响力的跨国公司。作为在全球范围配置资源要素的主力军，跨国公司的成长是一个国家经济全球影响力的重要标志。根据《财富》杂志于2021年8月2日公布的世界500强企业排行榜，上榜的中国企业数量达143家，较2020年增加10家，再次超过美国（122家）蝉联榜首，其中包括95家国有企业，占比达到上榜中国企业的2/3。至2021年底，全球1058家独角兽企业中，我国拥有301家排在第二位，仅次于美国，其中全球排名前两位的为我国的字节跳动和蚂蚁集团。

四、为什么能够保障产业链供应链安全

在新中国从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到基本实现工业化、从半封闭到全面对外开放的过程中，为什么能够不断优化和稳定产业链供应链呢？这是一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中的典型问题。根本原因在于中国共产党立足国情，带领中国从外源式现代化走向了内生性现代化（张占斌、王学凯，2021），走了一条兼具中国特色和世界意义的现代化新道路，既坚持公有制为主体这一社会主义本质特征，也通过经济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来优化和稳定产业链供应链。

（一）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和国有经济主导作用不动摇奠定了基础

所有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核心理论问题，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一直被明确为社会主义公有制。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公有制主体地位不能动摇，国有经济主导作用不能动摇。这是保证我国各族人民共享发展成果的制度性保证，也是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坚持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保证”。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公有制的主体地位主要体现在国民经济和社会福利的基本框架由公有制经济，特别是国有经济构成，也就是国有经济和国有资本主要分布于关系国家安全、国民经济命脉和基本民生的重要行业、关键领域和重要环节上，形成经济社会发展的骨架，再通过市场经济的渗透、放大和影响作用，成为覆盖整个经济社会生活的“普照的光”（胡家勇，2016）。“公有制为主体”也就成为了保障社会整体利益的基础，使得国家不可能屈从于资本的意志，特别是考虑到在改革开放后大量外资涌入我国。这不仅为国家摆脱资本对社会的全面统治提供了重要的制度基础（杨春学，2016），确保了国家意志在经济建设中得到充分贯彻，也有利于消除改革过程中“土地私有化、国有企业私有化、金融自由化”的新自由主义干扰和负面影响（程恩富，2017）。

坚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则必然要求国有经济发挥主导作用。我们可以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两个方面来把握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在生产力中，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体现为对整个国民经济的控制力，从而保证国民经济的持续协调健康发展；在生产关系中，其主导作用则体现为在多种所有制结构中的支配地位，确保各种所有制经济沿着社会主义道路前进（张宇，2017）。在社会主义中国，公有制企业天然被赋予了追求社会福利最大化的目标，绝不仅仅是弥补市场失灵的工具，而是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基础（杨春学、杨新铭，2020），国有企业改革长期以来也被认为是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黄速建等，2018）。正所谓“国有企业是壮大国家综合实力、保障人民共同利益的重要力量，必须理直气壮做强做优做大，不断增强活力、影响力、抗风险能力，实现国有资产保值增值”。自“一五”计划时期的156项工程始，国有企业就牢牢把控涉及国民经济命脉的众多行业，从而将经济建设从属于国家安全的需要；20世纪80年代后更是通过一系列改革逐步破解了“国有经济与市场经济相结合”这一世界性难题（何瑛、杨琳，2021），不仅提高了国有企业效率，也进一步加强了国有经济在关键领域的引领作用；新时期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更是要求国有企业要争当“链长”，既作为“头雁”引领发展，也为全链谋篇布局。

（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产业链供应链的成长提供了持久动力

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是否能够结合？至少哈耶克和米塞斯们并不看好，即便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也曾认为社会主义只能实行国家计划下的产品经济，不可能搞商品经济，更不可能搞市场经济，而且只有国家计划才能克服资本主义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和经济危机。但站在今天来看中国改革开放的伟大成就，我们对于二者结合的产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再也不会有所怀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既建立在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上，又发挥了市场经济的长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大理论和实践创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仅超越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传统教条和深刻缺陷，也为改革开放后我国产业链供应链的不断优化和稳定指明了方向。一方面，产业链供应链中的非公有制“主体”更加丰富、成熟。在公有制实现形式逐渐多样化的同时，非公有制经济及中小企业也不再与落后生产力联系在一起（胡家勇，2016），在产值、投资、税收和就业中的比重大幅提升，成为驱动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中小企业甚至成为创新的重要源泉。另一方面，产业链供应链“结构”更加完整、科学。随着市场化改革，国民经济活力得到激发，加之我国超大市场规模的需求刺激，产业链供应链空白和短板不断得到填补，而基于正外部性和规模报酬递增形成的产业空间集聚也在不断壮大，显著提高了我国产业链供应链空间布局的合理性。

除了明确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外，在市场化改革中保障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的关键还在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正确理解和妥善处理了市场和政府之间的关系，这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也是理解中国经济发展“奇迹”的主线（谢伏瞻，2019）。“宏观调控”本身是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进程中产生的一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术语，但不同于新自由理论将市场和政府对立起来，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运行中，政府积极进行宏观调控并不意味着市场的示弱，将市场对资源配置起决定作用与政府更好发挥宏观调控作用作为一个有机整体，正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行方式的成功创造（洪银兴，2016）。简言之，“在市场作用和政府作用的问题上，要讲辩证法、两点论，‘看不见的手’和‘看得见的手’都要用好”。根据我国国情，在整个渐进式的市场化改革中，政府主导了市场机制的建立和完善，逐步明确了市场和政府的边界，这首先就为产业链供应链的成长提供了最为适宜的土壤。更为重要的是，改革开放后的历史表明，我国在政府干预与市场机制的衔接方面做出的诸多尝试和创新，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宏观调控模式，各级政府针对市场主体、科技创新、人力资本等方面出台的一系列产业政策，不仅对于国内产业链供应链的培育和畅通具有重要意义，也为我国深度嵌入全球价值链创造了可能。“十四五”规划中提出的“宏观经济治理”更是将宏观经济政策框架纳入了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战略全局当中加以系统谋划，这就进一步保证了产业链供应链的成长与国家发展目标的统一，不至于出现方向性的偏差。当然，我们也不能忘记在计划经济时期，政府通过行政指令主导了我国工业化的基础建设及其空间布局。

（三）积极主动对外开放使我国产业链供应链安全具备世界意义

讨论对外贸易与经济长期增长、产业转型升级之间关系的文献汗牛充栋，但从“比较优势”到“要素禀赋”，再到“不完全竞争贸易论”、“异质性企业贸易论”，理论的演进始终没有停止争论，很难说存在某种通用的完美理论。而在实践中，任何一个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如果偏离自身国情而盲目遵循基于发达国家立场所演绎的理论政策，只会更深地陷入到不平等的国际体系中去（邵军、司增绰，2022），当然中国也不能例外。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立足于国情和世情的变化，我国开始了不断提升对外开放水平，融入全球产业分工和竞争体系的过程，逐渐寻找到了最适合中国的对外开放之路。同时这也是我国充分挖掘自身比较优势的过程，某种程度上也决定了近四十余年我国进一步保障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的路径。不得不说的是，当代中国的对外开放是在新中国成立前三十年社会主义建设的基础上展开的，与毛泽东同志“改造中国与世界”的思想和实践有着内在的历史和逻辑联系（金民卿，2019），这也再次印证了改革开放前后保障产业链供应链安全在实践方向上的一脉相承。而从邓小平理论提出全方位的对外开放理论，到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提出“更好地利用国内国外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再到科学发展观中“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党中央对于对外开放的认识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但始终坚持把我国工业化与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体系接轨，以此促进生产力发展。新时期面对国际形势不确定性不稳定性的增加，我国全面提升对外开放水平的方向并没有动摇，而是更加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引导全球经济秩序朝着平等公正、合作共赢的方向发展，为建立更加合理完善的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体系提供“中国方案”。

对外开放将我国推入了世界发展大潮，只有积极开展国际贸易才能充分发挥我国的劳动力资源和市场规模优势，从而为参与全球产业分工和竞争找到切入点，这又进一步提升了我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和对全球经济发展的重要性，如今早已是“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世界的繁荣也需要中国”，这无疑有益于我国保障产业链供应链安全。单纯从产量和技术层面看，我国从引进先进设备、学习先进技术起步，到注重提升自主创新能力，目前已有220多种工业产品产量位居世界首位，“中国制造”已从追跑者成为并跑者，在量和质上都有明显提高（江小娟，2019）。但我国对外开放对保障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的意义远远不止如此。根据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一国由技术进步所引发的生产率提高，必然将推进国民经济发展，并且最终也将深刻影响世界经济（张宇燕，2018）。不同于西方以“经济人假设”来处理对外关系，我国自古以来就主张“和为贵”，“非经济人假设”的价值观更能诠释我国的对外开放实践（裴长洪、刘洪愧，2018），尤其是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的共商、共建、共享、互利共赢的发展理念，通过自身发展来促进全人类共同发展，得到了世界各国积极响应和支持，扩大了我国产业链供应链的“朋友圈”，从而使我国产业链供应链安全有了世界意义。在疫情暴发后的全球经济衰退大潮中，得益于卓有成效的疫情防控政策，我国制造业率先恢复，货物出口和吸引外资逆势大幅上涨，成为近两年保障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的“呼吸机”和缓解全球通胀加剧、衰退风险上升的“中成药”，在后疫情时代也将扮演保证世界经济复苏和全球化趋势不变的“防护服”。

五、结语

新中国成立以来保障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的实践，既有瞩目的历史成就，也为理论研究提供了弥足珍贵的素材。作为中国式现代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产业链供应链的塑造呈现出跨越式发展的特征，用几十年时间走过了发达国家上百年的发展历程，其中最重要的历史经验和启示就是依靠中国共产党这个最高政治领导力量的坚强领导和开拓创新。之所以能够实现发展和安全的双赢，正是得益于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以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和国有经济主导作用作为我国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的制度保障，并通过在经济体制改革中有效衔接政府作用和市场机制，以及在积极主动对外开放中提升我国对全球经济发展重要性，赋予我国产业链供应链安全持久动力，并使之具备世界意义。

新中国对保障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的探索充分体现了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和实践逻辑的高度统一，既强调了保障产业链供应链安全是在具体的历史环境和条件下演进的，也表明了保障产业链供应链安全是在理论指引下前进的并发展了理论，更展现了对保障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的探索也是中国共产党立足中国国情的一个实践创造过程，并被实践证明是正确的。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们仍需按照“三个逻辑相统一”的框架，准确预判和把握当下及未来内外部环境和趋势变化，在坚持和发展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基础上，对可能面临的风险做出提前应对，推进我国产业链供应链实现更高水平的“优化”和“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