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利丰：低成本采购与“血汗工厂”的协调者

很多欧美消费者从没听说过香港利丰集团，却在生活中对其依赖至深。这家没有厂房、没有工人的香港公司，调动起全世界的“血汗工厂”，生产着他们最熟悉的廉价快时尚品牌。

去年11月24日孟加拉国服装厂大火后，人权组织呼吁抵制廉价商品、为血汗工厂的工人争取权益，却迟迟没有下文。

半年多过去了，利丰已在物色下一个目标，或许是南美洲，也可能是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当涉及切身利益，习惯了高呼人权口号的西方消费者也开始沉默。

“采购业的沃尔玛”

如果一家欧洲服装零售商想订几千件服装，最优分工可能是韩国的纱、中国台湾的面料、日资工厂在广东省生产的拉链，最后在泰国完成剪裁缝纫。

除了香港利丰，没有哪一家公司有足够强大的物流资源和信用保证，能将这一切保质保量地按时“无缝衔接”。

作为全世界最大的采购和物流公司，利丰在穷国的工厂和富国的卖家之间，扮演着牵线搭桥的角色。希尔斯、梅西百货、彭尼百货、科尔士等美国典型商场中，有近三分之一零售商委托利丰替他们寻找廉价工人，讨价还价，并负责物流事务。

通过不同区域的资源配置将成本最小化，是利丰集团的生财之道。这家没有服装厂、缝纫机或布料厂的香港公司，拥有遍布全球60多个国家的1.5万家供应商，形成巨大的网络。

过去50万件泡泡裙订单从设计到上架需要6个月，现在却只需6周，而且价钱便宜得多。

“找到世界上符合客户需求的任何一个工厂”的能力和低廉的劳动成本，让这家最早于1906年在广州成立、专注于出口瓷器和瓷器的老牌家族企业，全球影响力与日俱增。

“去年我们赚了200亿美元，一些大制造商在我们的平台上挣了4亿美元。”利丰的CEO乐裕民告诉澳大利亚广播公司，“如果我们拥有自己的工厂，将有200万名工人为我们工作，根本不可能完成管理。所以我们安排了供应链，我们称之为"虚拟整合"。”

这一行业的进入门槛并不高，达到一定规模却需要长时间的积累，而且很容易实现垄断。因此，利丰很难找到什么竞争对手。

“如果全球化是一场工资最低才是赢家的"向下竞争"，”美国劳工联合会-产业工会联合会的国际事务总监凯西·法因戈尔德告诉美国《纽约时报》，“利丰就是那个引导企业，以最快捷径沿着斜坡下滑的带路人。”

“它被认为是采购行业的沃尔玛。”《采购期刊》的出版人爱德华·赫茨曼如是说。

“全球血汗工厂定位器”

缅甸、泰国、柬埔寨、孟加拉国、土耳其、巴基斯坦，都是利丰重要的供应商所在国。在这些地方，它可以指引服装卖家找到那些愿意为了每天几美元，而缝制衣服的工人。

但也在这些地方，制衣工人工作环境恶劣，甚至时常面临安全隐患带来的危险。

去年9月，262名服装厂工人在巴基斯坦卡拉奇，死于电线短路造成的纺织厂大火；11月24日，大火烧透了孟加拉国达卡附近一座9层大楼，由于没有紧急出口，工人被困在堆满垃圾、地狱般的楼梯间里，112人丧生；2010年，孟加拉国为科尔士生产服装的一家工厂发生火灾，29名工人死亡。

即使在灾难中幸存，工人平时的工作条件同样堪称绝望。许多时候，发展中国家服装厂的工人每月最多赚100美元，老板还经常会以工作不投入等借口，毫无理由地扣工资。

这样的事件比人们所知的更普遍。虽然沃尔玛等大零售商和耐克等服装制造商，已煞费苦心地确保工厂的直接供应商至少满足最低安全标准，但利丰这样的“隔离层”又往往分包业务到下一级制造厂，很多大公司甚至无法得知，最终是谁在为自己生产商品。

因此，这家被外媒称为“全球血汗工厂定位器”的采购公司，多次被英国慈善机构乐施会指控，称其与多国违反劳动法规的行为及伤亡事故有牵连，还被指未能妥善调查有关工厂条件的投诉，并在土耳其拖欠工人工资。

劳工权益倡导组织“仓库工人联合”的负责人瓜达卢佩·帕尔马称，利丰对工厂施压的能力，可能会带来不幸后果。“你从工厂压榨而来的每一分钱，都向工厂做事不到位，最终酿成致命灾难走近了一步。”

“我们尽全力把不好的工厂清除出去，但并非总能成功”

当集装箱船抵达美国，却发现里面给迪士尼的50万件翠迪鸟衬衣，因为用的黄色不对而看起来像廉价仿制品时，接到抱怨电话的，是利丰这样的公司。当盖普的卡其裤因为街头抗议延期，工厂无力承担空运费用时，为空运“埋单”的也是它。

对于可能存在危险的工作场所，利丰通常依赖与业内顶级供应商保持长期合作关系、进行严谨的现场审计等方式避开，出现问题时，它也会展开调查。

2011年6月，为H&M制作裙子和针织衫的柬埔寨金边市国王时尚服装公司发现，3天内有280多名工人出现呕吐和晕倒现象。利丰在调查后表示，最可能的起因是工厂里“难闻的气味”和工人营养不良，还建议工厂升级通风系统，改进下水道。

警察和医疗官员说，真正的原因可能是过度劳累。联合国劳工机构却认为，问题或许出在处理布料的化学品。没有确定的结果，利丰还继续与这家工厂保持业务往来。

曾任乐施会劳工权利倡导协调人的蒂姆·康纳对利丰所谓的监督表示质疑，但正本清源的确很难实现。毕竟那些只有桌子和缝纫机的工厂，总是在一夜间出现或消失，而在为消费者省钱和保证工人生存状况之间取得平衡，无疑是个艰难的课题。

“我们无时不刻地从各个工厂和国家之间套利，但前提是安全的工厂。”乐裕民告诉《纽约时报》，“我们尽全力把不好的工厂清除出去，但并非总能够成功。”

今年4月，十几家零售商在日内瓦开会，探讨各自应为补偿孟加拉国遇难工人家属的基金贡献多少钱。尽管有证据表明，该工厂部分衣服的目的地是沃尔玛、西尔斯和迪士尼，但这3家公司都拒绝付款。

曾安排该制衣厂承接部分业务的利丰，同意支付给每名受伤工人和每名遇害工人的家庭各1200美元。

与此同时，乐裕民表示，公司正考虑把南美洲和撒哈拉以南的非洲，作为可能实现增长的地区，但不会因近期发生的灾难而“把孟加拉国在名单上一笔勾销”，因为这里仍有着世界上最廉价的劳动力。

要让工厂更安全，服装价格必须走高，他说，但直到目前，“消费者还不愿意接受更高的价格”。

为了更便宜的商品，欧美消费者默认血汗工厂存在

美国密歇根大学的研究团队做过一项调查，只有30%的消费者选择购买更贵的袜子，为工人相对体面的工资和足够的安全标准“埋单”，其余的70%即使明知来自使用免费童工的血汗工厂，也宁愿购买便宜货。

“重要的是消费者怎么做，而不是他们怎么说。”哈佛商学院营销学教授罗希特·德什潘德告诉《国际商业时报》，“我们的研究发现，消费者嘴上说反对血汗工厂，但他们有兴趣购买那里生产的东西。”

这种漫不经心的态度，往往被视为人性中不那么可爱的小怪癖，但它在血汗工厂发生的种种事故中，扮演了非常令人不安的角色。

欧美消费者每天的购买选择，相当于默认了工人面临的境况。这种情绪的成因很复杂，但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简单地归结为：眼不见，心不烦。

过去几十年，纺织制造业迅速从西方转移到东方，世界上最贫穷的制造业工人与最富有的消费者，被紧密联系在一起，却面对着前所未有的距离—从现实到心理。

对欧美的消费者而言，地球另一边的工人既不是同一个民族的同胞，也不共享同样的价值观，在道义上很容易放松要求。

许多欧美消费者为购买行为找借口，说这是在帮助东南亚不幸的人们。“他们说，血汗工厂是错误的，但这些可怜的人生活在贫困的发展中国家，如果不能在这些工厂工作，他们就没有任何工作机会了。”德什潘德说。

价格同样在消费者对血汗工厂的冷漠态度中，扮演重要角色。如果价格合适，“如果产品真的很适合你，如果你想看起来更棒……消费者基本都会说，"我知道这不对，但我无法拒绝"。

越来越多人权活动家试图刺激政府和企业，消除全球血汗工厂，消费者却做了鸵鸟。美国雅虎新闻网说，没有人相信，沃尔玛、塔吉特或希尔斯的消费者会损害切身利益，试图拯救数千英里之外身处困境的人。